朱恒鵬:將“醫鬧”列入刑罰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
2018-07-28T13:52:35

產生“醫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最近提出,重典治醫鬧荒唐!我們真的要給醫院派警察、設安檢,給醫生發警棍嗎?或者如衛生部和公安部的辦法,將“醫鬧”列入刑罰,重典治亂?若如此,這可是全體中國人的奇恥大辱。在衛生部出臺了給醫院設警察重典打擊醫鬧的“通知”之后,能看到專家如此旗幟鮮明表達反對意見,還真不多見,由此,我要對朱先生說句“好樣的!”

朱先生表示,要打開“醫鬧”死結,首先要弄清為什么“鬧”,為什么“亂”。他為此提出了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現在處于社會轉軌轉型期,人口流動性急劇加大。二是“以藥養醫”造成了醫患間本不應存在的直接利益沖突。對這兩點,我認為要必要再做點探討。

處在“劇烈的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中”,就必然出現“醫鬧”?這必然性怎么來的?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不知道出現過多少次“劇烈的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了,僅就剛剛過去的上個世紀,就由清朝到軍閥混戰到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歷次社會轉型,經濟也經歷了封建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而后是市場經濟的多次轉軌,怎么前面歷次轉變都沒有出現“醫鬧”事件的集中爆發呢?把任何社會問題都歸咎到所謂“轉型期”是一幫偽精英們忽悠民眾早就用臭了的“裹腳布”,你居然還把它拾起來忽悠大眾,這太不該了。

其次,你說“以藥養醫”造成了醫患間本不應存在的直接利益沖突,我也是不能茍同的。藥價虛高,原因何在?根本就不是什么以藥養醫,而是以藥養腐!原來,一種藥由藥廠通過藥品代理打入一家醫院,其價格構成可分為藥品原價、代理商加價、進門價、激勵醫師使用價和醫院加價五部分。藥品原價和代理商加價指的是代理商拿到的藥品價格加上其自己從中所獲的利潤。請您不要覺得我敘述的很啰唆,因為實際藥品推銷中的環節比這更繁雜,更詭秘。進門價是指某種藥品被批準進入某家醫院所要給醫院的回扣。這部分回扣醫院并不入賬,因此不會形成醫院的帳面利潤。準確地說,這部分回扣養了醫院的集體灰色福利和衛生系統內各級權勢者的腐敗消費。在本人調查的這家醫院,一名資深護士的工資表上所發的工資加獎金是2000多元,但每月有近3000元的不知名“紅利”由護士長直發,不須簽字,也沒有發放表。至于醫生們每月發多少,鬼也不知道。激勵醫師使用價就更好理解了,藥品進了醫院門,用多用少,就看有處方權的醫師怎么開藥了。所以,藥托們要給予有效的激勵,當然,這部分激勵資金肯定要進入藥價,要病人買單,但卻進不了醫院的收入賬,變不成醫院的利潤。最后只有醫院加價部分可能發生帳面增值。但增殖率十分有限,因為管理部門的老爺們,官場的老爺們以及他們的家屬來醫院看病一般是不用花錢的,因為他們能來醫院光顧就已經是醫院的造化了。他們是老子,醫院是兒子。哪有兒子給老子看病還收錢的道理呢?況且,兒子搞的上述這些名堂,老子一本全知,到今天還在鼎力遮著護著,連新醫改方案都還把這其中的貓膩擋得嚴嚴實實,醫院的利潤又從何而來呢?

一種出廠價格只有幾塊錢的藥經過這一系列的加價,到患者手里已經是幾十塊上百塊了。但這些加價中的大頭肥了層層代理商,肥了醫療系統的官僚腐敗和醫院員工的集體灰色收入,肥了有處方權的醫師,卻沒形成多少醫院的實際利潤,也就沒多少轉化成醫院的再投入,從而導致了醫療投入靠國家,獲取暴利歸個人的惡性循環。一名公立醫院的主治醫師,每月從藥品推銷員手中獲取的回扣到底有多少?一個醫生,一天要看多少病人,開多少藥,拿多少回扣,這個帳,相信是人都會算。

網上傳聞某省立醫院骨科主治大夫一年光藥品回扣就是1000多萬,這絕不會是空穴來風,這么“豐厚”的回扣是哪里來的?很顯然。是藥品經銷過程中通過投機倒把在消費者身上扒皮扒來的。

投機倒把對經濟生活的破壞作用是巨大的。即使是高度市場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于這種行為也是通過反壟斷等措施來加以限制的。我國在這方面曾做得有點過,凡流通領域內的加價行為都被視為投機倒把而予以打擊,結果因統得過死而限制了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之后,承認了流通加價的合法性,從而促使商品流通蓬勃發展,但很顯然,并不因此投機倒把就合法了,商品價格出現反常異動時,作為政府職能部門的物價局就該出面干涉,對滿天要價的行為予以制止和處罰。

解決流通領域投機倒把行為并非登天難事,只要規定任何一件產品都必須向社會公布出廠價格即可。民用產品在流通領域加價不得超過一定的比例[比如20%],凡超過這個幅度的加價就可被視為投機倒把,按章處罰就行了。可這樣的事到了現實中為何變得異常復雜呢?一位經銷商跟我說過,你不能以商品的出廠價來核算我們的成本,還應加上在流通環節給相關管理部門的送請。具體哪些部門老百姓心里都清楚,有位開發商曾嘆苦,造一棟房子,花出去的白條比造價還高,我不提高房價,喝西北風啊?原來,商品的價格形成因素已不僅僅是流通利潤加流轉成本加出廠價格,還多出了一個腐敗成本,對于某些商品來說,如商品房,其腐敗成本遠遠超出商品的一般成本,在這種狀態下,即使賣得再貴,也再沒管理部門來管投機倒把了。

由此可見,醫療管理系統的腐敗和藥品流通體系的黑暗暴利才是導致藥價畸高的關鍵原因,也是導致“醫鬧”頻繁發生的根源,衛生管理部門沒有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和勇氣,卻把解決“醫鬧”的希望寄托在公安進駐醫院上,是典型的無賴無能加霸道。

新聞鏈接:醫療律師解讀“醫鬧”:成本最低的“維權方式”

2012年4月30日,衛生部、公安部聯合發布了《關于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要求做好維護醫療機構治安秩序工作,依法嚴厲打擊侵害醫務人員、患者人身安全和擾亂醫療機構秩序的違法犯罪活動。《通告》中明確告知,在醫院燒紙錢、擺靈堂、擺花圈、違規停尸、聚眾滋事等醫鬧行為將受到治安處罰甚至被究刑責。

而此前的2個月,全國發生多起患者因醫療糾紛傷害醫護人員的惡性事件,造成多名醫護人員傷亡,矛盾重重的醫患關系再一次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醫療糾紛中的“醫鬧”再一次走進公眾視線……

大多為賠償

“字也簽了,錢也拿了,這事兒就這樣結了!”將幾個人送出辦公室,律師余明(化名)指著辦公桌上一份協議說,鬧了半年,就是為要這幾萬塊錢。

余明是新疆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擔任著新疆某醫院的法律顧問,其主要工作是協助醫院平息“醫鬧”事件。余明告訴記者,剛剛簽訂協議的是一起醫療糾紛,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醫院手術后不治身亡,醫院表示手術之前就曾告知家屬手術風險,但家屬堅持要手術,手術后不久,老人便去世了。病人家屬多次組織親友大鬧醫院,要求醫院給個說法,張口就要幾十萬元的賠償。醫院建議患者家屬走法律程序,但家屬并不理會,還恐嚇手術醫生和護士。醫院被鬧得沒辦法,只得協調解決,經過五六次協調,終于達成協議。

據了解,幾乎新疆所有的三甲醫院每年都會遇到大大小小的“醫鬧”事件。新疆一家三甲醫院的院長告訴記者,2008年,一名患者不治身亡,患者家屬雇職業“醫鬧”大鬧醫院8個多月,最終導致該院一名業務骨干無法正常工作,不得不轉到教學崗位。

另一家醫院保衛部主任說,“醫鬧”在醫院拉橫幅、示威、靜坐,醫護人員遭遇恐嚇、被毆打是常見現象,曾有醫鬧帶著硫酸和汽油將刀架到醫生脖子上。

“去年有一位醫生駕車在下班途中發生事故導致他人輕傷,明明一起交通事故,對方卻三天兩頭到醫院要賠償,說白了,無論有無正當理由,大多數‘醫鬧’都是為了獲得更多的賠償。”余明說,在一起患者死亡的醫療糾紛中,家屬當初揚言要求醫院開除醫生,衛生部門吊銷醫生資格,不要一分錢賠償,當醫院答應開除醫生后,患者又改口要求巨額賠償,雙方陷入無休止的討價還價中。不愿醫療鑒定,不愿司法鑒定,甚至不再關心患者的確切死因,談不攏的,只是賠償的數目。

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維權

患者為什么不愿意通過法律訴訟的手段解決糾紛?

自治區政協立法協商專家顧問團成員康明遠對新疆都市報記者說,人們對解決糾紛的態度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邏輯。哪一種方式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就選擇哪一種。是否采取訴訟方式,取決于不同維權方式的收益、成本、效率等方面的比較。患者不愿通過法律訴訟手段解決糾紛,除了訴訟程序相對復雜、規則繁瑣、成本高之外,還因醫療糾紛專業性很強,多數案卷很復雜,而法院對醫療糾紛的處理相對簡單。在司法實踐中,法官裁決多直接依據鑒定結論,而鑒定結論本身就遭質疑,因而審判也難以令患方信服。

目前患者和醫院發生醫療糾紛一般都采取雙軌制,即采取醫療事故鑒定或者司法鑒定,法院審理醫療案件所依據的法律文件與《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存在差異甚至沖突。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掌握的標準不一,從而影響到醫患雙方特別是患方對訴訟的信任和選擇。同時,雖有“舉證責任倒置”作為平衡,但相對于醫方,患方在訴訟對抗中仍處于劣勢,這也妨礙了他們對訴訟的選擇。因此,患方通過實施暴力行為,既能發泄強烈的不滿情緒,也能以較低成本和較少時間令醫方妥協,實現維權目標。“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這是當下解決醫療糾紛的潛規則。

作為律師,余明既幫助醫院平息“醫鬧”事件,也替患方向醫院索賠。游走于醫患之間的他,稱自己為“雙面律師”。“雖然我們鼓勵大家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是有些時候‘鬧’也能有效地給醫院施壓。”余明說,他之前替一位患者處理過一起醫療糾紛案件,患者因手術感染而去世,司法鑒定也表示院方有過錯,雙方也愿意調解,但在法院調解期間,醫院的代理人一直不肯做出讓步。最終他只好讓患者家屬去醫院鬧,逼著醫院負責人出面,隨后院方答應了患者家屬的大多要求。

對于“醫鬧”這種方式維權,余明引用了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徐昕的一個觀點——“私力救濟”,即公民權利遭受侵害,不通過國家機關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決糾紛,實現權利。

化解“醫鬧” 不單靠入法

據全國人大代表、江蘇南通瑞慈醫院董事長方宜新調查,出現醫療糾紛后,通過訴訟方式解決的僅占一成。2000年至2006年7年間,每年發生的醫療暴力均占全部醫療糾紛的60%以上,這一比例還在逐年上升。醫學界專業網站丁香園所做的《中國大陸惡性醫患沖突10年案例簡編》中,從公共媒體報道中挑選了100個案例進行分析,數據顯示,從2000年至2009年底,醫患沖突案例呈遞增態勢,其中2009年發生沖突事件達15例。而2000年至今的12年間,全國公開揭露的被患者殺害的醫生多達14 人,而傷者人數更無法統計。

康明遠表示,“醫鬧”的長期存在,證明有其存在的現實土壤,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患方的權益,但發展到現在,“醫鬧”這種非理性維權卻在損害著他人合法利益,破壞社會秩序。長期以來,公安部門對于沒有造成直接損失或重大損失的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只能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對“醫鬧”采取“軟執法”。民警接到報案趕到現場,或在旁監視,或將鬧事的人驅散,可民警一走,鬧事者又重新聚集起來接著鬧。從某種程度上說,“軟執法”助長了各地“醫鬧”事件頻發。

2012年4月30日,在連續發生了多起醫鬧傷人事件之后,衛生部、公安部聯合發布了《關于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以下簡稱《通告》),要求做好維護醫療機構治安秩序工作,依法嚴厲打擊侵害醫務人員、患者人身安全和擾亂醫療機構秩序的違法犯罪活動。《通告》中明確告知,在醫院燒紙錢、擺靈堂、擺花圈、違規停尸、聚眾滋事等醫鬧行為將受到治安處罰甚至被追究刑責。

新疆都市報記者了解到,自治區衛生廳根據《通告》內容起草了文件,要求我區衛生系統于5月7日起,將《通告》在顯著位置張貼。5月4日,衛生部再發通知,要求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協調公安機關向二級以上醫院等重點醫療機構派駐警務室。據悉,包括自治區人民醫院在內的我區重點醫療機構都將在院內設立警務室,部分醫院警務室已建好備用。

“此次發布《通告》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預防再發生此類事件,警示那些想借著醫療糾紛牟利的人,一旦違反后果很嚴重。所以《通告》在一定程度上會對遏制‘醫鬧’起到作用,但只這也僅僅是治標不治本。”余明說,如果醫患糾紛不能及時得到解決,公安部門的強力介入,只會增加和激化警民矛盾。今年2月,新疆一位患者因消化道淋巴癌被一家縣級醫院誤診為闌尾炎去世,家屬揚言要在醫院設靈堂擺花圈后醫院報警。警方在將遺體送往殯儀館的過程中與死者家屬發生沖突,最終4人被行政拘留。而后,患者家屬在網上到處發帖攻擊醫院以及政府,一場醫療糾紛演變成了群體性事件,而患者最終將矛頭指向警方及當地政府。雖然患者家屬對醫院最終的賠償表示滿意,但對警方及政府的做法至今耿耿于懷。

“重建和諧醫患關系,提高醫療服務質量、革除以藥養醫等體制弊端,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醫鬧’現象。”業內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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